学术空间 | 小说《辫子》的空间叙事与女性伦理困境
小说《辫子》的空间叙事与女性伦理困境
陈丽娟
刘新梅
内容提要 法国女作家莱蒂西娅·科隆巴尼的小说《辫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将印度、意大利和加拿大三个空间并置，分别围绕斯密塔、朱丽娅和萨拉三位女性的伦理困境展开共时性叙事。作者通过故事人物视角的转换，将不同空间所承载的伦理规范与主人公的个体经验相糅合，投射出三位女性各自遭遇的不同伦理困境，涉及种姓伦理、性别伦理、种族伦理、职场伦理等问题。本文将结合空间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探讨三个不同空间下的伦理语境及女性所处的伦理困境。三位女性因“辫子”建立起了一种超越国别、种族、阶级和文化的“女性情谊”，她们不仅在与自身遭遇的伦理束缚相抗争，更是为更多的女性争取权益而斗争。
关键词 《辫子》；空间叙事；女性伦理困境；女性情谊
引 言
蒂西娅·科隆巴尼（Laetitia Colombani）
法国女作家莱蒂西娅·科隆巴尼（Laetitia Colombani, 1976—）的小说《辫子》（La Tresse）于2017年出版，后被翻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36种语言，获得法国财经女性文学奖（2017）等二十余项大奖。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儿童绘本也颇为畅销。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科隆巴尼的真实经历，她曾陪同患乳腺癌的好友去选购假发，好友选择了一顶由女性的真发制成的假发，这顶假发遂将身处异地、素不相识的女性连接起来。小说以“辫子”为叙事的线索，以印度女人斯密塔为女儿编辫子的场景开始，点名辫子的来源。随后斯密塔和女儿被剪掉的辫子经西西里女子朱丽娅的假发厂加工，最后漂洋过海来到加拿大，被身患乳腺癌的女律师萨拉戴上。小说《辫子》具有典型的“空间叙事”特征，“空间元素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小说家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更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作者借助多重人物视角在印度巴德拉普尔村、西西里巴勒莫城和加拿大蒙特利尔三个并置空间内展开共时性叙述。三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因穿越了不同空间的“辫子”而串连起一个隐形的线性时间叙事，从而推动叙事的节奏。三个并置的故事空间有着各自的伦理语境，作者通过故事人物视角的转换，将不同空间所承载的伦理规范与主人公的个体经验相糅合，并通过故事人物的回忆、想象等叙事方式的穿插凸显了三位女性各自的遭遇、内心矛盾及面临的伦理困境。作者在文中多次插入以第一人称“我”叙述的诗体文字，“我”以“辫子编织者”的身份叙述，如同辫子交叉打结一般，呈现了当今时代不同空间中主人公身处伦理困境时挣扎彷徨的心结，从而将三位女性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科隆巴尼在构思小说的过程中，曾赴印度、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调研，作品呈现的女性困境从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全球诸多女性的境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正如有评论所说，“《辫子》是在全球化视野下，献给所有女性的一曲赞歌……这条美丽而坚韧的辫子漂洋过海，突破种种障碍，成为全球女性不懈追求平等和自由的象征，讲述着她们共同的困境和诉求”。
一、印度达利特女性的种姓及性别伦理困境
小说中故事人物的活动空间被划分为“大空间（时代和社会背景）和小空间（具体活动场所、环境）……小空间还可被划分为地域和地点两部分……其中地域空间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同义词，而且还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宗教传统与风俗习惯等为一体的文化空间”。斯密塔所在的地域空间是印度北方邦，地点空间是巴德拉普尔村。北方邦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甚发达，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也是印度低种姓贱民与高级种姓对立冲突最严重的地方。印度1947年脱离殖民体系独立后便废除了种姓制度，1955年立法禁止种姓歧视，但种姓观念绵延数千年至今，依然主宰着印度社会。古印度的《摩奴法典》（Mânava-Dharma-Sâstra）确立的种姓伦理规范，直至今日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乡村地区民众的伦理观念。该法典由婆罗门祭司为维护种姓秩序编纂而成，集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为一体，“展示出了种姓制成型后印度社会伦理观念的基本内容”。印度种姓制度大致有四大种姓，包括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地位由高到低。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第五种姓”，被称为“不可接触者”阶层，又叫“贱民”或“达利特”。印度社会将法典中“洁净”与“污秽”的标准明确和细化，并以此来划分从业者的等级和社会地位。被认为最污秽的职业有“与杀生有关的职业，如屠宰、捕鱼、狩猎等。与死亡有关的职业，如搬运人畜尸体、焚尸等。接触人畜排泄物的职业，如洗衣、理发、接生、清扫等，从事这类职业的人也是最污秽的，他们通常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所谓‘不可接触者’”。贱民达利特只能从事最污秽、最卑贱的职业，为避免污染其他种姓，达利特被施以严格的隔离。种姓伦理观念导致了巨大的阶级差距和达利特人的生活困境，达利特人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和乡村的外围。“据统计，达利特人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6.6%，超过1亿……种姓制度的日常表现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高种姓对低种姓的歧视，而对达利特人的排挤和歧视则是最极端、最彻底的。”
由《辫子》改编的同名儿童绘本
《辫子》里的斯密塔就是达利特人，她从事着“徒手掏粪”的工作，其所在的巴德拉普尔村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对“不可接触者”进行了严格的双重隔离。在物理空间上，该村设“主村”（高种姓村）和“村外村”（达利特村）。社会空间的隔离主要表现为“不可接触者”的社会生活被边缘化，如高种姓村民使用的神庙不允许达利特进入，达利特人白天外出时，被要求佩戴乌鸦羽毛或赤脚走路等来明示身份以免“污染”其他种姓。斯密塔一家就住在“村外村”，斯密塔外出时必须把脸藏在头巾里，眼睛低垂、贴着路边走。斯密塔工作时，要从雇主家专辟的门进入，避免与主人碰面、交谈。在当今印度社会，达利特人干的依然是最肮脏、最辛苦的工作，而针对达利特人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政治上，诸多政党往往利用达利特民众以获取选票，但无意真正提高达利特族群的政治地位。达利特民众在就业、教育等诸多领域遭受排斥，很多达利特儿童的受教育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被隔离在学校的高墙之外。在《辫子》中，达利特人居住的“村外村”没有学校，达利特人的子女也难以进入主村里的高种姓贾特人的学校学习。斯密塔的邻居一家将女儿偷偷送去外地上学，他们的行为招致残忍的惩罚，女儿遭到高种姓村民轮奸，父亲因羞辱愤恨而自杀，女儿和母亲最终被驱逐。“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斯密塔想尽一切办法送女儿拉丽塔进主村上学，这种挑战种姓隔离规则的行为势必受到惩罚，拉丽塔虽然没有遭到强奸，但在入学第一天便受到婆罗门种姓教师的鄙夷，她受到鞭打并被勒令去扫地。为了不让女儿受到侮辱，斯密塔暗下决心要带女儿逃离到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金奈城。泰米尔纳德邦地处印度最南部沿海地区，海运发达，与北方邦相比，这里的低种姓人口比例更高，也是社会运动最活跃的地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早年就在这一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贱民问题曾受到甘地的重视，他主张废除“贱民制”。独立后的印度政府虽未能彻底解决贱民问题，但也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试图解决，贱民领袖安培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担任了印度独立后的首任司法部长，曾参与宪法的制定。贱民也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保证贱民的权利，宪法实行了保留制度，即在各邦及中央政府的立法会议上给贱民和低种姓保留席位，这种保留制度大大提高了贱民的政治地位。泰米尔纳德邦是反婆罗门运动的发源地，至今执行最为严苛的保留制度，这就使得更多的低种姓穷人有工作，而且低种姓的子女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公立学校招生名额。金奈是一个大型商业和工业中心，有专为达利特儿童设立的学校，还有专为达利特建立的捕鱼社团。斯密塔打算把女儿送到达利特儿童学校学习，自己则到捕鱼社团寻找工作机会。
在种姓伦理主宰的印度社会中，“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可接触者’都不得从事种姓法规规定以外的职业”。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业报”“轮回”等观念固化了等级秩序和职业传承，阻碍了高低种姓间的垂直流通。印度不少地区的达利特世代只能从事掏粪工作，就如斯密塔的丈夫纳加拉简所说，“生来就是掏粪的，到死也是掏粪的。这是传统，谁都跳不出的轮回。这就是业”。以斯密塔为代表的女性达利特在承受种姓伦理压制的同时，还受到印度社会性别伦理的束缚。女性达利特遭受的这种双重压迫被达利特女作家考谢丽娅·拜森德丽（Kaushalya Baisantri）称作是“双重诅咒”，她在自传《双重诅咒》（Dohra Abhishaap）一书中指出，“身为妇女和达利特的‘双重诅咒’逐渐成为达利特妇女形容自身处境的普遍说法”。印度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与《摩奴法典》有着一定的渊源，法典规定，“一个人由于有子而上升天界；由于儿子之子而取得长生；由于孙子之子而升至太阳的住所”。在此种规范的长期宰制下，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印度社会大行其道，父母更期望生下男孩，女孩则被认为是家庭的累赘。在印度社会中，选择性堕胎和扼杀女婴等行为时有发生，斯密塔所在的巴德拉普尔村就有不少女婴出生后被父母活埋。小说《辫子》的叙述者常常转换视角，采用故事人物视角叙述以呈现故事空间中的伦理机制。“‘人物视角’指的是叙述者采用人物的感知来观察过滤故事事件……是叙述者在叙述层面用于展示故事世界的人物感知。”斯密塔的人物视角呈现出了男尊女卑性别伦理下印度女性的卑贱地位，她回忆父亲是如何性情暴躁，母亲“是他的所有物，他的奴隶，就应该对他唯命是从”（科隆巴尼 2019 ：8）。斯密塔父亲与母亲之间不平等的地位正是印度社会性别秩序下不平等夫妻关系的一个写照。印度女性的附属地位在《摩奴法典》有着明确规定，“妇女应该日夜被监护人置于从属地位……服从其所属者的权力”（摩奴 2009 ：200），这样根深蒂固的性别伦理规范使得长期以来印度女性地位低下并饱受男性迫害，斯密塔记忆中的一组数据便有力呈现了印度女性的处境，“每年全国有两百万女人被谋杀，她们是男性野蛮行为的受害者，在人们的冷漠中死去”。据《摩奴法典》所示，女性群体的受罚是由其天生的劣根性所决定的，法典明确规定，女性有着“情欲、愤怒、恶习、做坏事的念头和邪僻等禀性”（摩奴 2009 ：201），女性也因此沦落为男性的泄欲工具和替罪羊。在印度社会中付出代价、遭受惩罚的群体往往是女性，即使犯错的是男性。斯密塔的人物视角便揭露了印度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在她的村子里“惩罚一个欠债不还的男人的方法，就是强奸他的妻子。惩罚一个与已婚妇女有染的男人，就去强奸他的姐妹。强奸成了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武器”（科隆巴尼 2019 ：89）。
斯密塔打算带女儿逃离，斯密塔的丈夫纳加拉简反对她的逃跑计划，他的人物视角呈现出了斯密塔母女逃跑可能遭致的危险后果，“逃跑会遭到残酷的报复！他们连拉丽塔都不会放过。一个女童的性命并不比她（斯密塔）的更值钱。他们会把她们两个都强奸，然后吊死在树上”（科隆巴尼 2019 ：90）。在斯密塔和女儿逃跑的路上，有位白衣寡妇向身无分文的母女俩伸出援手，她的人物视角则再现了寡妇被亲人虐待、遗弃的悲惨遭遇。寡妇被认为是不祥的，是没能挽留住丈夫灵魂的罪人。某些地区要求遗孀必须为亡夫殉葬，拒绝殉葬者会受到排挤、殴打。更有甚者，婆家人乃至遗孀的子嗣为防止遗孀争夺遗产会将其推进火堆。白衣寡妇对斯密塔哀叹说，“有些女孩仅仅五岁就成了寡妇，一辈子只能以行乞为生……没了丈夫，就什么都没了”（科隆巴尼 2019 ：149）。由此可见，在印度社会中，在以“血缘”为基础，以父权、夫权甚至子权为核心的男权话语机制的挤压下，女性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如果拉丽塔继续留在村里，必然逃不开早嫁的命运，甚至可能年纪轻轻就成为寡妇，成为印度种姓和性别伦理规范的又一个牺牲品。透过斯密塔、丈夫纳加拉简以及白衣寡妇三人的人物视角，印度女性受制于性别伦理规范的处境得以充分展现。生存空间被剥夺、被边缘化的状况更坚定了斯密塔想带女儿逃离种姓伦理和性别伦理双重压迫的意愿。斯密塔的成功逃离除了源于自身坚强的意志和对女儿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希冀，更大程度上是对毗湿奴的信奉带给了她抗争的勇气。斯密塔是位虔诚的毗湿奴信徒，在其世界观里，毗湿奴是“生命之神、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科隆巴尼 2019 ：34）。“对于宗教徒来说，某些空间由于它的特殊性而被赋予了‘神圣’的特性。比如说，圣树、圣石就能够作为一种‘显圣物’，展示出不再属于一块石头、不再属于一棵树，而是属于神圣、属于完全另类的东西。” 毗湿奴的意象在斯密塔的故事空间中反复出现，为斯密塔构筑了一种“神圣空间”，带给斯密塔持久又强有力的精神力量。逃离途中，斯密塔随身携带毗湿奴神像，路过圣山蒂鲁帕蒂时，她带女儿上山朝拜毗湿奴，祈祷能顺利到达金奈城。此时早已身无分文的斯密塔母女为表诚心，向神明献上了自己的头发，“献出头发意味着弃绝自我，将自己最谦卑和原始的样子展现在神明面前”（科隆巴尼 2019 ：208）。在毗湿奴信仰力量的支撑下，斯密塔带着女儿最终成功逃离，但这仅意味着斯密塔反抗种姓和性别伦理压迫的阶段性胜利，因为她们献给神明的头发最终被绞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机器，卖到意大利的假发工厂，资本对神明的亵渎也预示了斯密塔和女儿逃至金奈城之后依然会面临多舛的命运。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印度达利特女性都像斯密塔一样有勇气反抗并付诸行动，在印度社会里，“贱民”达利特阶层争取平等的道路异常艰难，种姓伦理观念带来的流血冲突不断，成为印度的顽疾。印度社会歧视女性的陋习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迫害妇女、扼杀女婴的事件仍在不断上演，尤其是低种姓女性常常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印度女性尤其是达利特女性对种姓及性别伦理压迫的抗争可谓征途漫漫。
二、意大利西西里女性的种族与父权伦理困境
朱丽娅所在的故事空间位于西西里巴勒莫城，该地区有着与斯密塔所在的印度空间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语境。在西西里的地域空间内，朱丽娅活动的具体地点空间主要是假发厂、家以及她与锡克族移民男友约会的海滩、山洞。对朱丽娅而言，前两个地点空间暗含着家族责任，后两个相对隐秘的地点空间则意味着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朱丽娅是家族假发厂的继承人。假发厂破产、父亲车祸住院昏迷不醒等一系列的变故使朱丽娅不得不承担起拯救家族的重任，也迫使她必须要在锡克族移民男友和本地家境富裕的理发店店长之间做出选择。朱丽娅遭遇到的这种困境既来自意大利社会传统的父权制伦理的束缚，又源于意大利白人社会针对第三世界移民群体的种族伦理的桎梏。
西西里巴勒莫城
意大利社会中的移民群体遭受着一种“不明言的种族主义”歧视，这一境况与意大利政府针对移民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法国当代思想家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指出，此类种族主义“首先是通过主张差别权，断言各种文化之间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其次是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我国学者认为“不明言的种族主义”具有特别的欺骗性，因为它“往往不是以种族优劣论，而是以相对主义的种族（或‘文化’）多元论为基础，以强调‘差别权’的方式提出来的”。如大多数西欧国家一样，意大利政府也出台了多元主义文化政策，允许移民保有其原生文化。但这一政策不仅凸显不同种族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还暗含着对移民群体的排斥。正如有学者评论：“强调每一种文化都自成体系，都有自身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论调，而这种论调很容易被‘新种族主义’分子翻转使用，成为他们排拒本国的外来移民群体、追求非理性利益和采取极端性社会行动的认知逻辑。”作为“欧洲接纳锡克人第二多的国家”（科隆巴尼 2019 ：76），意大利政府承认移民群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如承认锡克教的传统及其特有的宗教归属，给予锡克族戴头巾的权利。但这种将异质文化差异绝对化的政策导致两种文化被束缚在各自的价值体系之内，彼此不可互融甚至相互排斥。在西西里相对保守的社会空间里，白人群体对第三世界的移民群体更为排斥和疏远，后者的生存和社会活动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虽然朱丽娅的锡克族男友卡玛已经在意大利境内获得难民身份和永久居住权，但在圣罗莎莉亚节游行盛典上，他因为肤色和锡克族的装束被宪兵怀疑头巾下面藏有武器，最后被关押拘留。面对白人群体的疏远和排斥，卡玛难以在西西里社会获得身份认同，他更倾向于坚守锡克教的教徒身份，这不止体现在他蓄发或保留锡克族的装束等外部认同上，更表现为他对锡克教教义等观念的内在精神上的认同。朱丽娅一家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是意大利最为重要的宗教，这一宗教信仰及其教会机构在意大利仍然保留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也渗透到了意大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朱丽娅的想象视角呈现出周围人因肤色和宗教信仰而对卡玛的排斥，她想象母亲得知她与卡玛恋情后的反应，母亲必定会嗤之以鼻，“一个黑皮肤的男人，还不是基督徒”（科隆巴尼 2019 ：100）。朱丽娅想象街坊邻居的非议，他们势必会指指点点，“卡玛和兰弗雷迪一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科隆巴尼 2019 ：100）。朱丽娅也意识到自己和卡玛跨越种族的爱情在此空间中难以被包容，她不愿放弃与卡玛的感情，但又受制于西西里社会对移民群体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只好选择隐瞒她与卡玛的恋情。
假发厂的破产使得挽救家族的责任落到了朱丽娅身上，这样的责任伦理还将她置于两难的境地。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深受罗马法家父权传统影响的国家，从两千多年前的罗马开始，亚平宁半岛就形成了家父权。当今时代，家庭依然是意大利社会的基础，父权家长制观念仍然没有被消除，特别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地区，人们相当重视血缘和血缘亲情，喜欢家族群居且格外重视家族荣誉。女性往往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她们背负着实现家族利益的责任，婚姻要听命于父亲的安排，婚后则以夫为纲，为家庭所累。在朱丽娅父亲车祸住院之前，假发工厂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朱丽娅家的房子已被抵押，一旦破产，他们所有的资产都会被冻结。朱丽娅的父母寄希望于女儿，有意将朱丽娅许配给家境富裕的理发店店长吉诺以重建假发厂，从而挽救家族荣誉。朱丽娅母亲的人物视角呈现出西西里女性长期被男权话语物化的处境。母亲以过来人的身份自居，试图说服朱丽娅，她告诉朱丽娅，“别人都是这么过的”（科隆巴尼 2019 ：154）。朱丽娅母亲自己便是顺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一直追求她的皮耶罗·兰弗雷迪。假发厂的女工宝拉的人物视角也呈现出西西里社会中女性婚姻不自由的状况，她向朱丽娅讲述自己只能服从父亲的安排，嫁给了乡下一个柠檬种植园主。朱丽娅的母亲和女工宝拉对婚姻都是认命和顺从的态度，她们在父权制下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毫无个人意志和能动选择性可言。朱丽娅的母亲恪守西西里社会传统父权制的婚姻观念，把女儿看作拯救家族命运的筹码，并以家族责任之名掩盖了朱丽娅被物化成为实现家族利益的交换品的本质，这种婚姻的性质正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指出的，“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儿是最珍贵的礼物”。然而朱丽娅对无爱的婚姻极力抵触，她反抗称“宁可睡在大街上也绝不要成为吉诺的妻子……不想被囚禁在精致的笼子里，不想过循规蹈矩、流于表面的生活”（科隆巴尼 2019 ：153—154）。朱丽娅纯洁的爱情观与母亲功利主义婚姻观的对立跃然纸上。朱丽娅处在种族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夹缝中，一方面她与锡克族卡玛的爱情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另一方面挽救家族的责任要求朱丽娅以个人的幸福为代价，因为工厂破产不只关乎家族命运，还关乎情同姐妹的女工们的未来。卡玛将朱丽娅从两难的伦理困境中解救出来，他提议到印度寺庙收购廉价的头发，斯密塔母女的头发便如此这般来到意大利，成为朱丽娅假发厂的原材料。另外，卡玛依靠自己的人脉为假发厂找到了国际市场，获得了朱丽娅家族的认可。作者为朱丽娅的故事安排了一个看似美好的结局，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讽刺，斯密塔母女的头发经过朱丽娅的假发厂加工后被销往加拿大，假发似乎还浸染了朱丽娅与卡玛的爱情光晕，然而这一过程却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无情剥削和掠夺之上的，卡玛既是西方社会里的种族主义受害者，又成为维护资本的国际剥削的共谋。
三、加拿大女性的职场伦理困境
萨拉所处的地域空间是北美加拿大，地点空间主要是位于国际大都市蒙特利尔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萨拉年届四十，是成功律师的典范，并有望成为下一届管理合伙人。然而萨拉光鲜的履历下实则隐藏着“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职场丛林法则。“以弱肉强食为典型特征的丛林法则是自然界的伦理，是自然界为维持生态平衡，建立自然界秩序，保证物种不断进化所需遵守的规则。”然而人类社会也在上演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尤以现代职场领域为甚。在丛林法则的驱使下，职场空间转变为承载利益争夺的特殊场所，职员也在社会生存压力下被残酷血腥的丛林法则所异化。萨拉出场时的场景表现为她对工作和家庭生活时间表的精准计算、井井有条的日程安排。萨拉回忆求职面试时披荆斩棘的场面，职场丛林法则秩序扑面而来。适者生存的职场伦理使得萨拉不得不时刻保持斗志，而所谓的“男性气质”成为她在职场竞争所必备的素质。苏珊·波尔多（Sousan Bordo）指出，在职业竞技场上女性“必须学习‘男子汉’的语言和价值——自我控制、意志坚强、头脑冷静、情绪约束、掌控力”。萨拉时刻践行的男性气质使她拥有着“模范的经历、毫无瑕疵的意志力、应对一切竞争的工作 能力——还有一种永不满足的动力推动着她不断向前”（科隆巴尼 2019 ：25—26），这不仅使得她打破了职场天花板，也给她带来了代表成功人士的专属停车位等符号化的优越感。成功人士的专属停车位对萨拉而言，“不仅仅是一块标示着她的车位的名牌，更是一个头衔，一种等级，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科隆巴尼 2019 ：23）。
残酷的职场伦理规范对女性而言还暗含着一条家庭和事业相对立的隐性规约。在律师事务所，孩子“意味着牵绊、束缚和制约，使你无法随叫随到”（科隆巴尼 2019 ：28），这也促使萨拉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在事务所绝对不谈孩子的规矩。因为“母亲身份”的凸显会使同事倾向于将她定位为照料家庭的服务型角色，进而在职场丛林中被贴上情绪化或不称职等标签。在职场上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萨拉面对孩子时的愧疚和无力感，也促使萨拉不断加固她在家庭和事业两者之间筑起的那道无形的墙。此外在萨拉的人物视角中，“战士”“斗士”“战斗”“持久战”“地下战”等词反复出现，甚至在得知自己患乳腺癌的消息之后，她还不断提醒自己“她是一名战士，她要战斗”（科隆巴尼 2019 ：82）。即便萨拉在生病之后仍能保持斗志，然而被职场伦理污名化了的疾病仍直接把她归到弱者的行列，换言之，疾病就意味着她丧失了竞争的能力。疾病以及附着在疾病上的负面形容词被移植到了萨拉身上，也使得萨拉被同事孤立成了现代职场上的“不可接触者”。萨拉对癌症这一致命性疾病在职场丛林中的隐喻意义深有感触，“生病就意味着脆弱、容易受伤，很有可能会放弃一份资料，不能完全投入到案件中，还可能需要请长假。生病还意味着不那么可靠，我们不能完全信赖这个人……生病比怀孕更糟。至少，我们知道孕期什么时候结束。而癌症可说不好，不一定哪天就复发了。”（科隆巴尼 2019 ：134—135）在职场丛林中，病人和弱者一样无法拥有一席之地，萨拉癌症患者的身份在其作为母亲的“弱势形象”之上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在升职机会有限的律师事务所，萨拉的生病恰恰给了觊觎这一职位的同事可乘之机。
“想象力总是把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作为‘中心点’，这个‘中心点’既是想象的出发点也是想象的归宿地。”在萨拉的人物视角里，这个“中心点”便是代表着她的社会地位和归属感的律师事务所，萨拉患病后对事业前途以及未来与同事的关系的想象也基于律师事务所内的职场空间而展开。她想象散播自己生病消息的伊奈斯“很有可能被任命为下一个管理合伙人”（科隆巴尼 2019 ：134）。她想象自己的老对手库斯特会冷嘲热讽，“这样费时、危险、恶性的疾病缠上了您，使您衰弱，还可能反复发作，这是个多么理想的打倒敌人的武器”（科隆巴尼 2019 ：134）。在萨拉的想象中，其病患身份非但没有引起同事对她的同情，反倒变成他们为实现职场晋升而对其施加职场“冷暴力”的借口。最后萨拉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成了事务所丛林法则的牺牲品，在这个职场空间里“她成了一枚弃子”（科隆巴尼 2019 ：167），“现在轮到她自己走上这注重效率、回报和能力的祭台。在这里，不进则死……比赛已经抛开她开始了。游戏结束。完结”（科隆巴尼 2019 ：190—192）。乳腺癌的职场化隐喻中还暗含一层专属于女性的隐喻色彩，患病前的萨拉身体富有女性魅力，这样的身体也是她在职场竞争的一个砝码，“一双线条优美的腿，一对总是用精心剪裁的衣服包裹的美臀，她的低领装也是极具诱惑的武器……很少有男人能够抵挡她的魅力”（科隆巴尼 2019 ：194）。患病后，萨拉对外在的身体变化和容貌特征变得尤为敏感。当她看到镜子中患乳腺癌的自己身体的影像时，她觉得“癌症将夺走她的一切：工作，美貌和女人味”（科隆巴尼 2019 ：197）。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论述道：“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切除”一词让萨拉觉得丑陋，“与惩罚、侵略、残缺、截断、破坏为伍”（科隆巴尼 2019 ：195）。在萨拉的人物视角中，疾病导致的器官切除带来的残缺，以及头发的“非自然脱落”导致的丑陋直接损害了她的女性魅力，“一个没有头发的女人是一个生病的女人，哪怕她穿着精致，脚踩高跟鞋，身背新款包，也没有人在意，所有人的关注点只会是她的秃头……一个光头的男人可以性感，一个秃头的女人却总是病态的”（科隆巴尼 2019 ：196）。随着癌症治疗的持续，患者身体上的残缺逐步显现出来，这不仅意味身体的物理存在空间的不完整，还意味着身体的社会存在空间的残缺。因癌症治疗引起的脱发就最直观地呈现了这种双重意义上残缺，“头发是呈现式身体的一部分，这种呈现因为逐渐缺失而得到凸显……身体，在公共的场合，因为头发被分为异常与正常”。对于萨拉来说，脱发不仅意味着身体上的残缺，还意味着她的社会身份由“职业女强人”到“非正常人”的过渡，在此过程中，萨拉的社会空间被逐步缩减。因此萨拉希望通过戴假发来“掩盖”和“修正”部分身体残缺，也旨在重新获得“正常人”该有的社会空间。
当萨拉接受了自己患病的身体并希望重新融入社会和职场生活时，假发便成为她重塑女性身体形象的一个重要符号。由斯密塔母女的长发编织的假发被萨拉戴上，进而在萨拉的头上获得了新生，这也意味着萨拉自己的新生。生病前萨拉眼中的自己是职场女强人的形象，这一形象在患病后的萨拉眼中轰然倒塌，两种视角的对比将职场丛林法则对患病者的无情抛弃展现得淋漓尽致。乳腺癌因其近乎女性专属的色彩使得患癌女性须得经历从健康人到病患身份的转变，实现对身体的重新认同与重塑，并再次进入“正常人”的社会轨道的过程。戴上假发的萨拉“觉得自己失去的东西都被这顶假发找回了。她的力量、自尊、意志力，所有让她成为那个强大而骄傲的萨拉的东西都回来了”（科隆巴尼 2019 ：224）。由此，假发不仅帮助萨拉完成了女性身体形象的重新建构，也实现了精神抗争意识的重筑。萨拉打算开一家事务所，专为像自己一样遭受疾病和职场丛林法则双重打击的男男女女战斗，这也意味着她对深受丛林法则支配的职场伦理的反抗。
结语
“与传统小说相比，现代小说运用时空交叉和时空并置的叙述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展露出了一种追求空间化效果的趋势。”而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也是有着伦理意义的社会空间。小说《辫子》中，斯密塔、朱丽娅和萨拉三位女性身处不同地域空间，受制于不同伦理规范的束缚。她们虽境遇不同，但都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抗争。到达萨拉手中的“辫子”不仅仅是女性身份的象征，更是斯密塔和朱丽娅两位女性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反抗意识的延续。她们依靠“辫子”建立起了一种超越国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的“女性情谊”。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论述“姐妹情谊”时主张，女性欲求得解放，无需承受同样的压迫、进行同样的斗争，她们可以在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出于结束性别压迫的共同信仰而团结在一起。作者科隆巴尼也曾在访谈中指出：“将三位女性联系起来的不仅仅是辫子，更是女性之间的团结和友爱，她们身上都蕴含着一种希望和能量，她们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共同交织成一张‘灵魂之网’。”身处不同地域的斯密塔、朱丽娅和萨拉以各自的方式诠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伦理规范束缚的抗争。三个故事开放性的结局也意味着三位主人公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她们是世界上众多女性的缩影，将充满希望地共同迎接挑战。但与此同时，辫子串连起的“女性情谊”却是依赖经济全球化才得以建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资本的国际剥削实则加剧了全球女性之间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女性反抗压迫的抗争更为不易。
注：本文选自《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2年第2期，第71-79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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